《论语》简介(9500字)

来源:m.ttfanwen.com时间:2016.4.18

《论语》简介

一、《论语》的命名

《论语》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,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。⑴“论语”的“论”是“论纂”的意思,“语”是“语言”的意思,“论语”就是把“接闻于夫子之语”“论纂”起来的意思。⑵“论语”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,不是后来别人给他的。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,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,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、论理思想、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。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易经》《春秋》并称“四书五经”。

二、《论语》的篇章及作者

《论语》是由20篇断片的篇章集合而成,每一篇章以开头两字为本章题目。篇章之间的排列没有一定的道理,即便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。

从整体看来,这些篇章绝不是出自一人之手,因为在仅仅20篇章中,出现了多次重复的章节。其中有字句完全重复的,如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!”一章,先见于《学而篇》,又重出现于《阳货篇》;又有基本重复的,如“君子不重”一章,同是讲君子之德,先见于《学而篇》,后《子罕篇》载“主忠信”以下十四个字,《颜渊篇》又载为“主忠信,徙义,崇德也”。这种现象的出现盖是因孔子对不同品性的提问者做出了不同的回答,当时弟子各有记载,后来才汇集成书。至于最后的编定者,学者们多疑心是曾参的弟子编定的,具体理由可参考杨伯峻先生所撰《论语译注》之导言。(杨伯峻译注.论语译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:26-30.)

三、内容阐释

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,它以言简意赅、含蓄隽永的语言,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。《论语》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,或简单应答,点到即止;或启发论辩,侃侃而谈;富于变化,娓娓动人。主要阐释如下:

1、《论语》论“仁”

孔子学说的核心是“仁”,“仁”是一种道德观念。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对“仁”的解释尽管有许多不同,但“仁”的基本内容还是很明确的,这就是“爱人”。孔子极力鼓励人们“为仁”。

孔子说:“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?我未见力不足者。”又说:“仁远乎哉?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”可见为仁并不难。但孔子从来没有以仁赞许当时的任何人,就算是他本人,也从不敢以仁自居,“若圣与仁,则吾岂敢?”可见仁又不容易做到。

说仁不容易做到,是把“仁”作为一种完美的道德境界来理解,这种境界完美地体现“仁”的观念,达到这一境界的人,他的思想行为就都能完美地体现出“仁”;说为仁不难,是把“仁”看做向作为道德境界的“仁”前进的具体进程,或者说是实践活动,尽管“仁”的境界很难达到,但向着这个境界有所前进,则并不是难事,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人们不能因为“仁”的境界难以达到而不敢向这一境界努力,不能因为某些具体的努力容易为而不屑为,也不能将向“仁”这一境界前进中达到的某些阶段错当成“仁”的境界而停止前进。 人们都应该不断地向“仁”这一境界努力,《里仁》云:“君子去仁,恶乎成名?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,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。”达到这一境界固然难,坚持下去也不容易。孔门弟子之中,颜回也只能“其心三月不违仁,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”。孔子本人,虽然没有以仁自许,但坚持不断地为仁,则是他平生自负之处“若圣与仁,则吾岂敢?抑为之不厌,诲人不倦,则可谓云尔而已矣。”因此,为仁贵在坚持。

2、《论语》论“礼”

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,到底怎样来处理?总得有个准则,这个准则 1

就是“礼”。(当然还有法,但法也是由礼出)“礼”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利、义务和行为规范,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、“不知礼,无以立也”。每个人都在社会中充当不止一个的社会角色,如果不知道自己所任社会角色有哪些权利和义务,行为当如何,当然就无法自立于社会。

具体说来,《论语》中言礼,大致言其有互相联系的三大功用。

第一,礼能创造和谐。“礼之用,和为贵,先王之道斯为美。”社会上每个人都按照礼所示相应社会角色的权利、义务和行为准则行事,整个社会则上下尊卑、各有所序、各有所司,井井有条,安定和谐。若有矛盾,大家依礼为准,达成共识,矛盾也就消除了。这样,社会自然就容易治理了,故云:“能以礼让为国乎,何有?”又云:“上好礼,则民易使也。” 第二,礼能明示行为规范。行为必须有个规范,有个标准,过与不及,都是不可取的。礼就是这种规范,或云标准。人们的行为,从各种典礼一直到举手投足,都要依礼而行。例如,恭敬是一种美德,但过度的恭敬就显得卑下,不够恭敬又显得傲慢。那么,怎样才算恰到好处的恭敬?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?以礼为标准。今人常说待人接物要“不卑不亢”,以什么为标准?也是以礼为标准。当然,古今之礼,大有差别。《泰伯》中孔子说:“恭而无礼则劳,慎而无礼则葸,勇而无礼则乱,直而无礼则绞。”恭、慎、勇、直,无疑都是美德,但如果失去了礼的规范,这些美德就会成为缺点。因此,孔子云:“君子博学于文,约之以礼,亦可以弗畔矣夫!”提倡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。

第三,礼有文饰作用。一个人本质很好,心地善良,清纯无邪,这当然是不错的。如果他对待人接物、周旋应对等种种礼节一无所知,不知怎样跟人交往、合作,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,正如质地极好的物品未加文饰,还不能称完美。因此,对一个人来说,礼还有文饰的作用。子路问孔子,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人?孔子回答“文之以礼乐”,又说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,一个人质虽美,但还有待于礼的文饰。现代社会中的公关礼仪,不就是一种“文饰”么?

孔子所说礼的这三大功用,现代社会的礼也是同样具有的。所不同的是,古代的礼,包括了现代社会中许多属于“法”的内容。因此,现代社会中礼所起的作用,不如古代社会中礼所起的作用那样广泛和重要。

3、《论语》论孝、悌、忠、信、智、勇、恕

人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人。一个人的道德修养,都是从他与社会、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。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,人类的其他种种美德,都包括在“仁”之中,或者说,这些美德都是“仁”在某些方面的体现。

《论语》中讲得比较多的美德,主要是孝、悌、忠、信、智、勇、恕,下面略作介绍。 孝、悌。孝是敬爱父母,悌是敬爱兄长。《学而》中说,孝、悌是为仁之本。孝、悌是人的天性,爱父母,爱兄长,在此基础上,才有可能推广爱心,爱及社会而成仁德,所以说孝、悌乃为仁之根本。《论语》中悌讲得不太多,不外要顺从兄长,对兄长恭敬有礼。孝讲得比较多。如何做到孝呢?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今天仍具意义。

一是能敬。子游问孝,孔子云:“今之孝者,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,皆能有养;不敬,何以别乎?”孝道之要在于敬。赡养父母,若只满足于使父母免于冻饿之患,则与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?《礼记?祭义》引曾子语云:“孝有三,大孝尊亲,其次弗辱,其下能养。”这也是强调行孝当以尊敬父母为重。能行大孝者,一定能行中孝、下孝。行中孝、下孝者,则未必能行大孝。给父母长辈创造优裕的物质生活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,而尊敬父母,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前者是“能不能”的问题,后者是“为不为”的问题。认为谁给父母钱物最多谁就是最孝,这实在是孝的误区。因此,孝父母长辈,首在于敬,真正能敬者必“能养”。

二是能谏。君有过不谏,是谓愚忠;父有过不谏,是谓愚孝。愚忠不忠,愚孝不孝。君 2

有过,父母有过,儒家都主张必谏。父母有过而能谏,方能称孝。孔子说:“事父母,几谏,见志不从,又敬不违,劳而不怨。”谏要注意两点。一是谏时不能声色俱厉,而是“几谏”,“几”,微也。二是谏而不听,必须一直谏下去,且终不失其敬,终无其怨。孟武伯问孝,子曰:“父母唯其疾之忧。”孝子当以父母的缺点为忧,能忧而后能谏,谏而父母能改正缺点,父母改正缺点而能免于祸患屈辱。能使父母免于祸患屈辱者,当然是孝子。后来的荀子也认为,大孝之人,不应该盲从父母,孝子当是“争子”,“父有争子,不行无礼。”争者,能谏也。

三是能体察父母的爱子之情。子夏问孝,孔子曰:“色难。有事,弟子服其劳;有酒食,先生馔。曾是以为孝乎?”出力为父母服务,有了美食先敬父母,这些都是孝的最基本的内容,并不难做到,只有“色难”。“色难”,色养为难也。“色养”就是子女的颜色表情,要使父母愉悦。父母爱子心切,子女的不顺心之事,会使他们难过。子女要体察父母的这种爱子之心,就尽量不要使父母为自己难过,因此,有忧患,有愠怒,有悲戚,在父母面前,不能行之于色。一个人,如果真正能体察父母的爱子之情,就应该谨于守身,免辱身以贻父母羞,免伤身以贻父母戚,免行为无常以贻父母忧,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“色养”。

忠、信。《论语》中提到“忠、信”之处甚多,孔子两次说应该“主忠、信”,孔子的四大教学内容就是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。

先讲“忠”。朱熹云“尽己之谓忠”,亦即尽心尽力之意。《论语》中讲的“忠”,不是特指对国君的“忠”,尽心尽力为别人操劳,这就是“忠”,不管对方是什么人。曾子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所省即有“为人谋而不忠乎”一条,反省自己为人谋划是否尽心尽力。某“鄙夫”向孔子请教,孔子也竭尽所知以告,这也是“忠”。当然,《论语》中所讲“忠”也包括对国君的“忠”,《八佾》云: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”

再讲“信”。朱熹云“以实之谓信”,实事求是,诚实不欺,讲信用,言而有信。《学而》中孔子提倡“谨而信”、“言而有信”,曾子每日所省三个方面,就有“与朋友交而不信乎”一项。

从个人的立身行事到治国平天下,“信”都是至关重要的。《为政》中孔子云: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儿,小车无兀,其何以行之哉!”《宪问》中孔子将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”列为完人的一大标准。《子路》中孔子云“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”。此“情”是“诚实”之意,亦是“信”。上下交信,和谐一致,办事自然就容易成功了。

智。《论语》中的“智”,主要有两个意思。一是明白事理。樊迟问智,孔子云:“务民之义,敬鬼神而远之,可谓知矣。”为什么要敬鬼神?因为老百姓相信鬼神,为政者不敬鬼神,就不能利用鬼神治理百姓。为什么要“远之”?因为鬼神不能赐福,为政者不能把希望寄于鬼神赐福,不能一天到晚向他们祈福。为政者不能做到“敬鬼神而远之”,就是不明白事理,就是不智。能敬能远,才是智者。其二乃“知人”。人生活在社会中,总要跟人相处、交往。不知人,何以在与人交往、相处时采取合适的举动?何以择师择友以益其学问道德修养?何以选人任事以成其功?因而“知人”是很重要的。智者必须知人,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对待别人。樊迟又一次问智,孔子回答“知人”,知人方能“举直措诸枉,能使枉者直”,用有道者来教化鄙野无知者或邪恶者。孔子说: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,失人;不可与言而与之言,失言。知者不失人,亦不失言。”要做到“不失人”、“不失言”,当然先要“知人”,并且明白事理。

勇。《论语》中的勇,大致有两个意思,一是勇力,有力气,如“卞庄子之勇”的“勇”就是;二是敢作敢为,如“见义不为,是无勇也”。此主要是指后者勇也,是仁所包括的一种美德,虽然勇者不一定是仁者,但仁者一定是勇者,孔子说:“仁者必有勇,勇者不必有仁。”要做一个仁者,必须先做勇者。孔子将“勇者不惧”列为“君子之道三”之一,又将勇列为完人的标准之一。孔子说:“君子以义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,小人有勇而无义 3

为盗”,君子“恶勇而无礼者”。合于礼、合于义的事,敢作敢为,当然是好的,但不合于礼、不合于义的事也敢作敢为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因此,勇必须以礼、义节之。

恕。朱熹说“推己之谓恕”,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。子贡问孔子: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?”孔子回答:“其恕乎!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因此,恕也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之意。仲弓问仁,孔子所答,也有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之语,可知恕确实也是包容在仁之中的。我们说话办事,设身处地为有关人考虑,这也是恕。当然,恕必须合于道义,必须与“智”相结合,否则易被邪恶者利用而反受其害。

4、《论语》论教与学

《论语》中充分强调“学”的重要性。在《阳货》中,孔子有“六言六蔽”之说。仁、智、信、直、勇、刚是六种美德。一个人崇尚这些美德,努力使自己具有这些美德,当然是好事,但如果他不好学,就会与初衷相违,不仅得不到这些美德,还会得到愚、荡、贼、绞、乱、狂六种毛病,因而误入歧途。孔子又把知分成三等:“生而知之者,上也;学而知之者,次也;困而学之,又其次也;困而不学,民斯为下矣。”孔子这些话有某些偏见,但强调学的重要性,鼓励人们认真学习,则是不错的。孔子说: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,而亲仁。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他强调将学习道德修养放在首位,文学技艺次之,这正是后世常说的德和才的关系。

孔子论学讲求好学与善学。好学贵在坚持,不断前进,为学“譬如为山,未成一篑,止,吾止也;譬如平地,虽覆一篑,进,吾往也。”子夏也说:“日知其所亡,月无忘其所能,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好学还是不够的,更要善学,“学而时习之”,要适时温习所学内容。“温故而知新”,要注意发掘新知新见;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,学与思要相结合;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,学习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。此外,还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:一是善于向人学习,“敏而好学,不耻下问”、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,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”、“见贤思齐焉,见不贤而内自省”、“以能问于不能,以多问于寡”,人有可学之处,我以他为师,向他学习,这是善学;人有不是之处,我以他为鉴,这更是善学。二是与师友相互切磋,“君子以文会友,以友辅仁。”子贡问为仁,子曰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,事其大夫之贤者,友其士之仁者。”孔门之中,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子贡、子夏,颜回在这方面就很欠缺。他听孔子讲学,“无所不说”,“闻一知十”、“不违如愚”,不把自己的心得说出来,也不提出新问题。他与同门也交往不多,更少切磋。如果他在这方面做好了,他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技艺,进步会更快。

与“学”相关的是“教”。孔子是众所公认的大教育家,他的教育思想,绝大部分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。兹择要介绍:一是“有教无类”,孔子收学生,不拘类别。孔门弟子就家庭出身而言,有贵族,有平民,有商人,甚至还有“贱人”;就智力而言,颜回、子贡绝顶聪明,高柴则以“愚”称;就品格而言,闵子骞、曾参等何等高尚,子张则未免卑下。二是“诲人不倦”,这与“学而不厌”、“好学”一样,是孔子生平自负之处。他体现了一个教育者在传播文明方面的献身精神,一直是我国教师学习的典范。三是因材施教,《论语》中常有这样的现象:对于同一个问题,提问的学生不同,孔子的回答也是不同的。这是因为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,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。《先进》云:“子路问:‘闻斯行诸?’子曰:‘有父兄在,如之何其闻斯行之?’冉有问:‘闻斯行诸?’子曰:‘闻斯行之。’公西华曰:‘由也问“闻斯行诸”,子曰“有父兄在”,求也问“闻斯行诸”,子曰“闻斯行之”,赤也惑,敢问。’子曰:‘求也退,故进之;由也兼人,故退之。’”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四是启发教学。在《述而》中,孔子说: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,则不复也。”所教义理,当使学生思而得之。学生思而不得,直到此问题憋于胸中而不得解,教师再予启发。学生心有所得,便令自述之。只有在学生知其大意而未能确切表达之时,教师才引导他确切、流畅地表达。“愤”、“悱”既是学习进程中的境界,也是学习态度的境界。 4

学生处于如此境界时,教师适当启发,效果最佳。五是教学相长。老师和学生相互切磋,共同进步。在与学生的讨论中,孔子的认识也往往随之更上一层楼。他对那些善于思考、好跟他切磋的学生,常常鼓励有加,毫不掩饰自己受到他们的启发。《八佾》中的子夏将学《诗》心得告孔子,孔子高兴地说:“起予者商也!”他对在这方面欠缺的颜回,则有微词:“回也非助我者也。”

5、《论语》论为政

为政者必须在为政中充分体现出“仁”,即行“仁政”。“仁政”也叫“德政”,亦即孔子所云“为政以德”。一个人,或是一个政权“为政以德”,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。故王者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。

仁政的宗旨,是给人民以好处。在政治实践中,仁政又表现在为政的各个方面。兹就《论语》中所及择要介绍。首先,崇尚礼治和道德教化。孔子说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的权利、义务和行为规范,是人们的行动准则。靠政令刑法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发展,在孔子看来,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人们虽然慑于刑法之威,不敢犯法,但没有耻辱之心,道德水平低下,这就未必没有犯法之心,有人还是免不了会犯法。其实,道德礼义的教化和政令法律的威慑,都是必要的,二者相辅相成,并不矛盾。仅用道德礼义而废政令法律,在政治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。 其次是减轻人民负担。当时人民的负担,主要有二,一是赋税,二是劳役。在赋税方面,儒家主张“什一税”,亦即十税其一,当时说来是最轻的税。在《颜渊》中,有若就劝说鲁哀公采用什一税;在劳役方面,孔子主张“使民以时”,孟子也说“勿夺民时”,意思是说,要适时地使用民力,不能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,以免耽误农时。在农业社会中,大区域的耽误农时就意味着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。为政者的物质生活都是取之于民,要减轻人民负担,为政者就应该节俭。孔子把“节用”奉为治国之道。生活奢侈的为政者,如齐景公、管仲、季氏等,都被孔子尖锐地批评;崇尚俭朴的为政者,如禹、卫公子荆等,孔子极为推崇。 其三,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力量。为政者必须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,而不能以权势压服百姓。季康子问:“使民敬、忠以劝,如之何?”孔子云:“临之以庄则敬,孝慈则忠,举善而教不能则劝。”季康子问政于孔子,孔子云:“政者,正也。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?”季康子患盗,问于孔子。孔子对曰:“苟子之不欲,虽赏之不窃。”又云:“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风,必偃。”又云:“君子笃于亲,则民兴于仁。故旧不遗,则民不偷。”又云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又云:“苟正其身矣,于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,如正人何?”所有这些,都是强调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于为政之重要。

其四,“举贤才”与合理使用人才。在孔子时代,选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员荐举。荐举人才,是为政者的要务之一。仲弓为季氏宰,问政于孔子,孔子对他讲了三条,其中之一就是“举贤才”。古人很重举贤,认为举贤之贤,贤于用力之贤,亦即伯乐之贤,贤于千里马。公叔文子荐举自己的家臣僎,让他与自己同列,孔子闻之,赞道:“可以为文矣!”臧文仲压制贤人故意不举,孔子批评道:“臧文仲其窃位者与?知柳下惠之贤,而不与立也。”

关于合理使用人才,《论语》中至少讲了三点。第一,人才各有所长,也各有所短,应当用其长而避免用其短,做到不使人才错位,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。孔子说,鲁大夫“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,不可以为滕薛大夫”。同样,能胜任滕、薛大夫之职者,也未必能胜任赵、魏老之职,因为每个职位对任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。

第二,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。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,如果求全责备,就无人可用。子路问政,孔子所答,就有“赦小过”一条。子路也说,君子用人是“器之”,用其长而已;小人用人是“求备焉”,结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,所用也未必是美才。

第三,善于博采众长,实行人才组合。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,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,但必须是组织专家办事的专家,郑国子产就是这样的专家。孔子说,每撰写外 5

交文书,先由善谋的裨谌起草,再由长于学问的世叔研究分析,再由通晓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子羽修改,最后是由相国子产亲自润色。在子产相郑期间,郑国应对诸侯,鲜有败事。其实,不独起草外交文书,其他政事,子产也多集众长成之。(见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)

6、《论语》中的哲学思想

《论语》并不是一本哲学著作。孔子本人,当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,但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位哲学家。他并不注重探究诸如世界的本源、人性的本质之类玄妙又远离社会现实的问题。“夫子之文章,可得而闻也;夫子之言性与天道,不可得而闻也。”不过,《论语》中也确实记载了孔子的一些哲学思想,兹择要论述。

(1)关于鬼神。鬼神信仰是跟人类一起诞生的。殷人极重鬼神,祭祀唯谨;周人重人事,但不废祭祀,孔子也正是如此,他从来也没有断言鬼神是否存在。他的态度是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。

(2)关于天命。孔子“罕言”天命,但他相信天命。他感觉到有一种不可逆转、不可抗拒、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的力量存在。这种力量,就是天命。冉伯牛患恶疾将死,孔子执其手,呼“命矣夫”!颜回亡,孔子连呼“天丧予”!他又说:“道之将行也与?命也;道之将废也与?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!”子夏“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”之语,亦或闻诸孔子。

这种不可逆转、不可抗拒、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力量,实际上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的体现,孔子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,他只是已看到这种力量的存在,就称之为“天命”,或“命”。孔子有云“君子有三畏”,第一就是“畏天命”。但是,他绝不乞灵于天的恩赐,而是坚持人为的努力。当然,既然天命不可违,人为的努力不能逆天命而动,而是要应顺天命,这样,人为的努力才能成功。要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,必须首先把握天命,故孔子提出了“知命”之说。“知命”是为了利用天命,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,体现了人们对把握必然性的追求,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。

(3)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。孔子认为,人跟环境的关系是双向的。一方面,环境能影响人。孔子云: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。”性本相近,为何“习相远?”那是环境影响的结果,另一方面,人也能影响环境、改造环境。《子罕》云,孔子欲居九夷,有人对他说:“陋,如之何?”孔子曰:“君子居之,何陋之有?”九夷之地文化落后,但君子能行教化,改变其地文化落后的状况。

(4)关于中庸,孔子云: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!民鲜久矣。”《说文》云:“中,正也。”“庸,用也。”“庸”也可释为“常”。程子云:“不偏之谓中,不易之谓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,庸者天下之定理。”朱子云:“中者,不偏不倚,无过不及之名。庸,平常也。”“中庸”当是“中正不偏之常道”之意。既是常道,本无特异之处,但难就难在把握“中正不偏”。因此,“中庸”的核心,就是“过犹不及”。这一命题,见之于《先进》:“子贡问:‘师与商也孰贤?’子曰:师也过,商也不及。’曰:‘然则师愈与?’子曰:‘过犹不及。’”凡事都有一定的标准,超过这个标准与没有达到这个标准,都是不符合标准。

总之,《论语》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,在学习研究《论语》的过程中,很有必要把《论语》的思想体系化,科学化,更好地理解《论语》中的思想精神。要做到“古为今用”,就要研究《论语》思想的时代价值,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。事实上,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,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,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,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。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,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,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。但是,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,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。(赵杏根《论语导读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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